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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长征

大笑一声出门去,侧身已在江湖外。

 
 
 

日志

 
 
 
 

大牌记者(郎177)  

2009-06-22 11:00:56|  分类: 红旗之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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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红旗之下》(168)大牌记者 - 俺家三郎 - 一个人的长征

  行走天下的路透社记者陈小姐。

 

 

 

(原创)《红旗之下》(168)大牌记者 - 俺家三郎 - 一个人的长征

 

 

 

   文化人和文艺人都是地球人,性格却完全相反,文化人越是大牌越是平易近人,为人是这样,为文也是这样,新闻界算沾了文化一点边儿,也属同类,说来蛮有意思。

 

  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给《瞭望周刊》投稿,是探讨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在基层一线煅炼的。编辑方进玉先生很快回了信,并且写了满满四张纸,认认真真提了二十三条修改意见,这让我非常感动。要知道,这可是全国最高等级的新闻刊物,每日来稿如雪,无名之辈的不达标稿件,顺手丢进废纸篓原本是很正常的,谁也说不出啥来,可这位大编辑却这样认真对待。

 

  为了回报方先生的不弃,我认认真真按照他的指教修改了几遍,终于发表了,还真产生一些影响。文中所写的那位硕士研究生被其母校浙江大学当作在基层锻炼成长的优秀典型,每年都拿来教育毕业生一番。这篇文章也得到北京总部大老板的高度重视,专门做了批示,从此把企业青年知识分子锻炼培养提上议事日程。没几年,那位研究生也就青云直上了。

 

  后来,我又在《瞭望》上发了几篇文章,与方先生成了知交。

 

  方先生时任社会部主任,在《瞭望周刊》“像把大刀,劈出来一种新文风。”这是他的同事、经济部主任林晨先生背后对我说的。但是,《瞭望》毕竟还是属于新华社的,太正统拘谨,方先生终于还是投奔了《南方周末》,担任副总编辑。

 

 有一次,我在北京,方先生请我在“全聚德”喝酒。酒后他却非常感慨地说:“我在《瞭望》是个激进派,到了《南方周末》却成了保守派,那帮年轻人太敢干了!”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他用很多精力去摆平关系,因为《南方周末》文章发出来后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他最终连自己的后果也摆平不了。

 

 方先生悄悄地告诉我,他正在抓一个大案,是有关部委的几亿元贪案。后来,便没动静了。过了好久,坊间纷纷传言:方先生的大案文章都排好版马上发稿了,又被上面下令紧急撤下,不但没打着狐狸,连枪也摔折了。他本人还不到六十岁,就被勒令提前退休了。

 

  《南方周末》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报纸,不但敢说真话,而且文字深邃而坦荡,有关方面对她盯的很紧,据说被列入“十大重点审读报纸”第一,因此麻烦不断,一把手不知被莫名其妙的撤换了几茬。另外,我喜欢的还有《文汇报。笔会副刊》,龙应台先生的几篇散文就是先在那里读到的,对她的文章真是又敬佩又喜欢。

 

  方先生在《瞭望》的办公室隔壁是陈四益先生,他是编辑部的领导,也是做学问的大家。他办公桌上堆满了稿件,稿纸的缝隙里落满了灰尘,他老先生就趴在稿纸和灰尘高高垒起的半月形间隙中写些味道十足的文字,其中和漫画家丁聪合作的小品文系列最是好看。

 

  我请陈四益先生到南京为我们企业写篇技术进步的文章,他还真来了,而且真写了,而且一反古色古香的常态,出手就是厚重大气,一点不沾纯文化文体的酸腐气。我常常感叹:大才果然都是触类旁通的,不像我辈半瓶儿醋,碰到转型时便痛苦万分。

 

 《人民日报》的老曹是位挺有本事的人,他有一次带我引见总编室李主任,那人刚下夜班,满脸倦容,还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老曹说,李主任成年值夜班,这个官儿当的很是辛苦。想想人家司局级干部都是很神气的了,他老先生身居党报要职,竟然这般辛苦,这新闻工作真是没干头。

 

 在资料室碰到“王若水”先生,他是大学者,著名评论员,八九以后,他被批判,被夺了发文权,他只能这样闲呆着,每日在资料室看看书,大伙儿都躲他远远的。看着他花白头发和瘦弱佝偻的身躯,心里亦不知什么滋味儿。

 

  二十年前,有篇著名的文章《河殇》问世,是学者苏晓康先生写的,央视副台长陈汉元先生与他合作,拍成一部发人深省的政论专题片。播出后影响巨大,当时《人民日报》一段一段的连载解说词,很多人传诵,我都把它都剪下收藏起来。陈汉元先生亦是著名的《长江之歌》词作者,我很敬佩的一位大手笔。

 

  忽然有一天,他竟来到我们公司,筹拍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专题片《用武之地》,听说我了解其中许多故事,便约我去面谈。晚上,我如约来到宾馆,却吃了闭门羹。约摸过了半小时,陈汉元先生匆匆赶来,迭声致歉,原来公司老总临时决定请他喝酒,他无法推辞。以下候上,国情使然,我早已习惯了,遇上他这等人物却颇具君子之风,倒使我不好意思。

 

  陈汉元做事极其认真,有位领导介绍一位青年突击队员典型,道是在装置开车关键时期,父亲病逝,他全然不顾,领导劝他回老家治丧,他坚决不肯,连续在岗位上奋战多少小时云云。陈汉元并未人云亦云,而是请了这位青年来单独采访,经再三逼问,此人才哭着说出实情:原来车间领导压下了他家人报丧的电报,三天后才通知他的。这种违反人之常情,还拔高为大公无私的事儿,这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并不罕见。陈汉元的叫真避免了报道中的失误,也维护了自己的清誉。

 

  其实,新闻报道失误几乎不可避免,因为你无法去核实“组织上”提供的数据,但凭着职业良知,还是可以减少一些失误,遗憾的是许多年轻记者并不在乎这一点。

 

  我们公司是个大型企业,经常接待来自北京的记者,通常都是由我去机场或车站迎接。那日,接到一个陈小姐的电话,新华社的。我说去接,她说不用不用,自己做公交车来便是了。这样中央媒体记者坐公交车来却是仅见,我将信将疑的在车站候着。瞅着一位走下破破烂烂的鼓扬郊线车的小姐,我上前便道:“北京来的吧?跟我走吧!”她诧异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我呵呵一笑:“满车只见你斯文些,错不了的。”

 

  这位陈记者是凤凰台主持人陈鲁豫北外的同班同学,在新华社国际部。大概与国际接轨多些,粘了些外国记者习气,不大讲究接待如何,只要拿到想要的新闻就好。后来她果然跳槽到了路透社,做国际记者去了。

 

  陈小姐酷爱旅行,每年请一个月无薪假,选一个偏僻的国度独自走去,看到得意处,便会给我打来个电话,告诉我,她现在印度或阿富汗或伊朗等等,故意来馋我。二00五年春,我在昆明开会,想起她正在云贵一带转悠,便给她打了个电话,却巧也在昆明,便请她来吃过桥米线。这时,她已是风尘仆仆,又黑又瘦,她却大咧咧向我吹嘘怎么在山里住苗家大哥吊楼的故事。后来,我决定徒步独走长征路,多少是受了她的刺激,一个小女子敢做的事,俺老汉也不该胆怯的。

 

  陈小姐在北京找了个伊朗大胡子做夫婿,好像很得意,每次再给我打电话,都说让我到北京别忘了去她家,她说就让大胡子请客。可惜我已退出江湖,再也不用为官家事张罗去北京了,也因此和新闻圈的许多朋友不再来往了,大胡子的伊朗美食也就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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