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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长征

大笑一声出门去,侧身已在江湖外。

 
 
 

日志

 
 
 
 

长征归来话长征(张文峰)

2006-10-08 18:13:55|  分类: 长征路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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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咱们石化也有位刚刚重走长征路归来的职工,他就是年满五十,中国石化报老专职记者张文峰。老张今年三月份从江西瑞金出发,用了半年多时间,孤身走完了万里长征,并撰写随笔百篇,忠实记录了长征路上所遇所感,在网易博客成为众多网友关注的风云人物。日前,本报记者专程拜访,就有关长征的一系列问题与张文峰先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记者:张先生,重走长征路,近年来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裾媒体透露,许多人在跃跃欲试,或者已经身体力行,你了解的情况怎样?

 

 

 张文峰:是的,随着红色旅游的升温,是有些人开始行动,但不能说很多,我在三月份出发前一段时间,在几个大网站连续发贴征求同行者,但都是叫好的多,叫座的无,害的我不得不万里独行。据我了解,自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首开重走长征路先河后,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人再敢去尝试。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1984年也在长征路沿途采访,但他这位76岁的老先生不是步行的,是在有关部门陪同下完成的。不过,我依然非常敬佩他,他在1986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仍然是数不清的长征题材书籍中最棒的一本书,客观公正,视角独特,史料详实。在国际上,它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长征题材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

 

 

 九十年代后期,陆陆续续走长征路的多了点,但至今没看到极优秀的作品,大部分只是简单重复前人已经一百遍的论述。我以为,走长征路就离不开红军史,这需要独到的眼光和心境,若不然,仅以彰显体能竞赛为主,那走红军路和走白军路还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寻找历史的足迹,行者须具备厚重的历史感才行。至于单位组织的观光式长征,我想只能算红色旅游罢!当然,这对当地经济拉动也有好处,也是多多益善。

 

 

 记者:你对媒体曾经说过,你走长征路,实际上是想圆儿时的一个梦,这是个什么样的梦?

 

 

 张文峰:其实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这样一个梦,我们是在红旗下生长起来的,从小学开始就经常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讲他们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英雄壮举,我们常常遗憾没有赶上大革命的时代,浑身的革命激情无处释放,英雄主义的理想无法去演义,因此,谁都梦想体验一下革命前辈的经历。当然,这种幼稚的盲动的革命激情,被随之而来的文革红卫兵运动几乎消耗殆尽,大浪淘沙之后,我们还保留了一点槠红的底色,这就是梦的残迹。当然,这是回归历史理性基础上的残梦,带有某些悲情色彩。

 

 

 记者:张先生,你是带着梦上路的,你在这万里行走中感受到的梦是什么?眼睛看到的现实又是什么?

 

 

 张文峰:其实不光我带着梦上路,八九万人的红军队伍也是带着梦上路的,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是带着梦上路的。在长征出发前,他们号召要扩大“百万铁的红军”,而当时红军老战士只有五万人,扩红二十倍是根本做不到的。基层干部想尽各种办法,也才勉强招了五万人,这就是红军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十二三岁红小鬼的原因。

 

 

 除了给项英,陈毅留下坚持斗争的一万多人,八万多人参加了长征。另外还带了七千挑夫,每人每天一块大洋,把苏区能带走的东西全抬着上路,包括办公桌,好象是移民搬家,挺浪漫的。

 

 

 但是,仅仅一个月后,湘江一战,挑夫全部跑光,红军兵折大半,残部只剩下了三万人,恶梦醒来,历史老人的目光才定定地落在做诗浪漫,行事从不浪漫的毛泽东身上。

 

 

 

 今天长征路上并不浪漫,红军当年选择的偏僻路线,至今还是比较偏僻,寂寞的乡村里剩下的老人孩子安分地生活着,那些逗引起城里人各种欲望的电视画面,对他们来说都是遥远的事情。他们满足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很少听到抱怨。每年过年时能与儿女们相聚一次和数一数到手的几张新钞,农民们就相当满足了。

 

 

 

 记者:现在农村经济收入情况怎样?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

 

 

 张文峰:一般农民年收入都在一千五百元以下,当然这只是田地收入,有些东西就不好统计,比如养几头猪,牛,鸡鸭等等,实际收入还可能高些,因为粗算一下,支出也不止这些。国家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免掉农业税,九年义务教育免学费,计划生育改罚款为奖励等等,这些等于增加了农民至少五成收入,温饱已经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生大病,上大学等额外大笔支出,生活还是很安定的。但与城市相比,质量差的很远,家电一般家庭仅有彩电,没有洗衣机,冰箱,空调等,饮食也简单的多,许多地方因为偏远,只能种季节菜自用,一年大部分时间没蔬菜吃,连进城打工回来的年轻人都觉得无法忍受了。

 

 

 

 记者:地方官员对待长征历史怎样看?当地老百姓的态度?

 

 

 

 张文峰:我感觉,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官员还比较重视,如瑞金,于都,兴安,遵义,赤水两岸,扎西,彝海,安顺,泸定,懋功,若尔盖,腊子口,哈达铺,会宁,六盘山,吴起,志丹,延安等。但更多的地方并没有人过问,红军烈士墓破败不堪,还抵不上一个普通农民的坟,甚至白骨无人收殓,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利在当代,争先恐后;功在千秋,无人问津。我在美国旧金山海边看过“美八军烈士墓”,那种氛围,你想不肃然起敬都很难。我个人以为,要树立民族凝聚力,非要培养尊敬先人的心理习惯不行,尤其那些对民族,对国家做出牺牲的先人,我们应该代代铭记。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靖国神社”,各级班子应该年年祭拜,由此带动民风,树立中华民族神圣不可犯的心理强势。

 

 

 

 长征沿线的老百姓对红军事迹还是很崇敬,对重走长征路者给与很大的热情,与地方官员的不冷不热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对于官方派下来的“长征队伍”,地方欢迎还是十分热烈的,载歌载舞的很热闹,像过节。对于像我这样背包一族,风尘仆仆的,农民经常会感到很诧异:为什么不坐车?因为“村村通”的缘故,各种交通工具在农村很活跃,拖拉机,农用车,摩托车,小面的,应有尽有,除了爬山,农民基本都不走路了,我们穿着红红的冲锋衣,背着大背囊行走山水之间,确实很异类。有时我也想自己好像唐吉诃德,挥舞着上个世纪的旗帜招摇乡间,自以为很英雄,别人眼里也许很傻。

 

 

 

 记者:张先生,你在重走长征路途中是否经常向当地百姓宣传红军精神?你说的长征精神和他们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张文峰:呵呵,我觉得企图向当地人宣传长征精神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有点儿班门弄斧的味道,人家是亲眼看到红军长征者的后代,在并不久远的七十年间,口口相传的长征精神远比你笔杆子总结的要鲜活的多,也有生命力的多。因此,我只有向他们请教的份,而不是反过来,不知天高地厚地企图去教育父老乡亲们。

 

 

 

 记者:张先生,当你决定孤身行走万里时,你或你的家人,朋友,会不会感到危险?你怎样应对这些危险?

 

 

 

 张文峰:当然会的,当我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要闯入一个未知的,陌生的环境时,会感到某种恐惧,尤其像我这样长期生活在优裕的体制内环境中,感觉还会更强烈些,对我感情牵挂的亲友更是担惊受怕。

 

 

 

 走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带上全球定位系统,带上卫星海事电话,甚至电警棍。我笑了,我说带支冲锋枪也没用,你总不能不睡觉吧?越带武器,倒提醒对方须先取了你性命。碰上坏人,无非为了财色而已,利刃面前,拱手相让就是了,犯不上拼了老命。我给自己定了项原则:不与人争,不结新怨,凡事让你三分,让你觉得赚了便宜还不行?

 

 

 

 陪我爬“老山界”的向导告诉我,去年他陪杭州一个骑自行车走长征路的,自恃有广西三项铁人运动冠军朋友相伴,在“老山界”下的小饭店里,为一盘鱼价格相争,与老板翻了脸,小老板一怒之下,招来七八个马仔摆平,差点闹出人命。这种傻事,我却不为。当然,有的危险是无法预料的,我悄悄地买了几份保险,万一出险,老母妻小不至于饿饭。

 

 

 

 其实,偏僻乡村还是很安全的,因为基本上没有年轻人。我常常对牵挂我的亲友打趣说,坏人都集中到大城市去了,那里才有作案机会。现在我体会到,陌生环境危险,这只是一个心理误区,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误区,不光在城市。走过一个乡,县,或者民族区域,好心的当地人总会提醒我:我们这里人很善良,前边就有危险了!到了前面,还会有人如此说,其实都差不多。我很佩服外国人,一个小姑娘,不懂中文,敢跑到松潘草原上待一个月,我们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都不敢,非要成群结队才行。

 

 

 

 记者:张先生,漫长的时间,漫长的行程,孤身独行,是很寂寞孤独的,许多人会因此患上心理疾病,你怎样来排遣打发?

 

 

 

 张文峰:呵呵,我有个天生的优势,就是自来熟,不管碰到什么人,3分钟就可以热乎,十分钟就可以成为朋友,一个小时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半天就可以成为一世的朋友(但要有缘)。所以,因为是一个人,我每天就不得不和各种各样陌生人打交道,这倒让我有机会新交了许多朋友,获得了许多新的信息,碰上了许多巧逢奇遇,产生了许多新的感受,做成了许多文章。这比成群结队的出去,成天内部搅合好的多,你想,这么长的时间,一个小群体窝在一块,不发生这样那样的是是非非才怪呢!

 

 

 

 记者:刚才你谈到许多巧逢奇遇,我想读者一定非常感兴趣,你能否披露几件?

 

 

 

 张文峰:我想可以,我相信另外的当事人也会同意。首先说“俄界会议”旧址偶遇秦铁先生故事。博古,即秦邦宪,“鸡鸣三省会议”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儿子叫“秦铁”。我离开四川若尔盖县,进入二十公里外的甘肃迭部县一个山村,党史上叫“俄界”,地图上和当地都叫“高吉”,藏语,可能红军翻译错了,党史也就一直这么叫着。

 

 

 

 193599,毛泽东发现张国焘有可能加害中央,连夜率一方面军七千人从若尔盖的“甲基村”,逃到甘肃的“俄界”,在这里召开了“谴责张国焘和成立陕甘支队”的政治局会议。

 

 

 

 我走进村时,看见一溜警车环伺,两队藏族小学生正在练习拍巴掌。一打听,原来“开国元勋子女长征团”下午将来。这个山村离县城很远,路途险恶,后来得到消息,在县里的劝阻下,他们不来了,直接去了腊子口。等警车和乡领导撤了一小时后,突然来了两个越野车,走下来一位谦谦长者,这就是秦铁,他不顾危险,执意要来寻根,因此脱团行动。我钦佩他的执著和对乡亲父老的谦恭,因此与他结识。在秦铁先生和陪同的县委领导极力劝邀下,我随车前去了腊子口,与“开国元勋子女长征团”诸位贤者相聚相识,也算奇缘一段。

 

 

 

  626下午,在金沙江畔闷热的“皎平渡”,尘土飞扬的小客栈门口,我正打着赤膊与老板娘和几个食客侃红军渡江的故事,引起了一位先生的注意,他是昆明的教育心理学家,叫“潘保林”。他观察了我很久,决定与我结识。攀谈之后,他对我重走长征路的举动非常佩服,并说自己也常常有这样冲动,这次独自从昆明来看皎平渡,也是忽然心血来潮。谈的心畅,潘先生竟将自己多年郁郁心结都和衷托出,而且是没给任何人透露过的私密话,我想,互相交心不用多年考验培养,只须真诚和相惜即可。临别,潘先生一再嘱咐我,一但有事,随叫随到,包括经济援助都没问题。让我好感动。

 

 

 

 第三个奇遇,让我这“网盲”菜鸟飞天。出发时,煞有介事地带上个手提电脑,让同事恶补了一下,也仅学会打字存文,上网可不敢。直到六月底,才练习往网易博客推了几篇文章,立刻引起博客旅游圈“无忧岛”版主乐悦的注意,她一再邀我把“红色旅游文章”用来做《易游周刊》,我哪会做呀?不好意思说,只好推三阻四。性急的乐悦见教我不会就要了电话。其时,我正在成都开一个作协的会和顺便看望插队时的乡亲们,多灌了两口五粮液,发烧病榻呢!没想到乐悦也是成都的,立马来旅店看我,并送了一大包水果和药。不仅如此,两天时间还教会了我推送,发文,贴图,帮我建立了网易相册和网上硬盘使用,真正使我能够使用这台已经跟我好几个月的电脑。

 

 

 

 我天生对技术问题不敏感,加上行走之间无暇他顾,我的这位小老师又包下了所有的技术环节,再三告诉我,只管埋头走路写文章就行了!后面的事我来管。最近赶上网易博客新老系统切换,许多老博友都不知所措,我面临一百篇文章的搬家,更不知如何下手?可我的乐悦小老师却不声不响地帮我全部处理好了。

 

 

 

 记者:张先生,你认为红军长征最艰难的行程是哪一段?你怎样走过去?

 

 

 

 张文峰:我想,应该是草地吧?其实,这只是松潘三万平方公里大草原的一个边角,红军大约走了六七天时间,其中一半距离是比较好走的半农半牧地区,真正的草原只有一百公里左右。但红军运气不好,那年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草地都泡软了,成了可怕的吃人沼泽,加上粮断衣单,因此,牺牲了大概十分之一的战士。

 

 

 

 第二年,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再过草地,是从腹地穿越,走了一两个月,损失更大,合计牺牲不下万人。2005年夏天,若尔盖县党史办蒋桂花主任等深入草原,实地考察多日,仍能看见排列长达一公里的红军遗骨,牧民至今避之甚远。当然,几万人的队伍,行走的时间,路线有所不同,感受就不大一样,有的人回忆起来,说没遭什么罪。比如,朱德夫人康克清就这样说。

 

 

 

 我比红军的运气好,今年连续一个多月没下雨,沼泽都干透了,没觉得怎么难走,虽然草地是海拔三千五百以上的高原,但由于我进入阿坝藏区已经有一个月,因此反应并不强烈,还有闲情逸致看了不少风景呢!

 

 

 

 记者:你认为红军最危险的阶段在哪?

 

 

 

 张文峰:我认为,毛泽东掌兵前的湘江战役算一次,倘在对岸防守过江通道彭德怀,林彪其中一个守不住,红军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当然,白崇禧如果事先不撤江防四个师,彭德怀林彪都过不了江,十有八九也是要全军覆没的,历史当然不可以假设的。红军过湘江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三分之二兵力被消灭,要知道,这时长征才出发一个多月。

 

 

 

 毛泽东主政后,抢渡大渡河是一次,甲基紧急会议是另外一次。

 

 

 

 安顺场,大渡河古渡,当年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灭。红军占领此地后得一大两小三船,两日才渡千人,围堵援敌日近,毛泽东纳当地名儒进言:速渡则生,缓渡则亡。石达开为前鉴,急命林彪部两日之内,抢占一百二十公里上游的“泸定桥”。两日后侥幸得手,毛泽东犹心有余悸地道:大渡桥头铁索寒。其时尚在六月炎暑天,毛泽东是说心胆之寒。

 

 

 

 过完草地,本来一方面军和同行的四方面军徐向前领导的两个军,可以按原计划顺利北上,但193599叶剑英截获了一封“密电”,是张国焘密令前敌总政委陈昌浩掉头南下,并且挟持一方面军随往。毛泽东大惊,速在彭德怀部所在的“甲基村”(正史错认为“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一方面军所部秘密出走。

 

 

 

 当时,林彪部已远离三十公里,毛泽东手上只有彭德怀部和机关人员,四方面军兵力胜出一方面军十倍,倘若火拼,根本不是对手。幸亏徐向前关键时候阻止了部将许世友追击的要求,挽救了一方面军和党中央。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那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记者:张先生,你经过长征以后,对长征精神有怎样理解?

 

 

 

 张文峰:我感受最深的是红军那种为追求生存,坚持信念的不屈精神,还有机动灵活不拘一格的战略战术,靠这样的支撑,红军在损失十分之九的情况下,才能坚持到陕北,并且最后能够取得天下。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即使遭受了严重失败,红军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他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这有点像古英雄曹操,永不言败。

 

 

 

 1936年斯诺采访中央高层领导时,他们比较乐观地预言:革命在我们这一代是不会成功了,我们的儿女们会看到革命的胜利。而唯独毛泽东看法不一样,他相信自己能领导红军解放全国。果然,仅仅过了十三年,毛泽东就登上天安门,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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